淑芳几次回到家说自己不要念了，学费掏不出来不说，在学校里还给人指指点点。人家骂她爸爸是反革命，她也只敢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哭。家里好容易买了几斤米，还有人去偷。家里就一件姐姐的大衣，姊妹几个人轮流穿出去，也被人家偷走了。还有床上的油布，被邻居家偷走以后，人家还敢拿出来晒。他们也不敢去问。邻居也觉得，你一个反革命分子家庭，欺负了就欺负了。从小受歧视，大家都习惯了，觉得我们是最低层的人。当然，淑芳和我一样，也会遇到好人。她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隔壁邻居有一个看眼睛的医生阿姨。看淑芳家里没有电，就叫她晚上到家里去写字看书，还问家里妈妈吃饭了吗？淑芳说，买了 3 分钱的萝卜干，泡了一壶水，放在妈妈床边。阿姨听后，马上把家里的饼干抓一把，让她赶紧送过去。这个阿姨还从小就教育淑芳，说你不要恨你的爸爸妈妈，这是社会的变迁，不是你爸爸妈妈做了坏事，你爸爸不是做坏事的人。淑芳哪懂这些，只知道爸爸是坏人，做了坏事才会被判刑。她三年级，姐姐带着去劳改农场看爸爸，看见爸爸也不亲热，就原地站着，爸爸叫她一声，她也不过去。心想，爸爸是坏人，那就不能跟他接近。好像我们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但现在两个苦瓜慢慢长起来了。不久，淑芳回县城，我也被分配到县里的服装厂。我还没到厂里报到，就看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分校的招考信息。我赶紧去报名参加考试，机械专业，结果考试成绩很好，其中数学还考了满分。毕竟我教了几年书，恢复高考之后还辅导高考。录取的电话打到厂里，领导找我问起我这件事。我说，是不脱产的。领导就批准了。想到我们都到了县城，年纪都不小了，我和淑芳就结婚了。那是1979年，我32 岁，她29岁。我们一对黄埔后代就这样结合在一起。1979年，家里还有件大事，老爸也迎来了平反。岳父人缘好，很早就摘帽了。老爸已经59岁了，上海原单位为他办理了退休。公社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吴*斌，见到老爸对他说，老许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吧。老爸说，去你的吧。老爸退休后，在原来上海同事的介绍下，继续回去配合同事安装建造冷库。他有钱，在上海公司里拿得不少，我也跟他去干活。老爸给我发工资，我帮他带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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