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延安前进
厉瑞康他们到了武汉后暂时居住在汉口郊区的一个难眠收容所。他们还是一心想报名参军，但那时国民政府的军队正日夜在前线与日寇厮杀，他们的参军梦一时难以实现。他们开始每天频繁地往武昌和汉口跑，或看报纸听消息。最好的一次机会是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招生，但一个主要条件每位报考者必须要有人保和铺保，说白了就是就地亲属和单位的担保。这对举目无亲的他们来说毫无办法。没几天，机会来了，他们看到了“民族革命大学”的招生广告，因为第三期的“民大”招生简章并不要亲属和单位的担保，但文化程度必须要初中毕业生，和他们一起高淳籍的卖油条佬由于没上过学，坚持只想当兵，之后也分道扬镳。
“民族革命大学”是抗战时期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办的学校，考试很严格，没正儿八经上过中学的徐放数学考试自然通不过，但在厉瑞康的帮忙和央求下，聪明的徐放写了一篇文章《逃难路上》，终于获得考官的通过，两人双双拿到了录取证明书。而这时的太原形势已经江河日下，阎锡山经过1937年底的几次大战后，山西北部东部全部沦陷，导致太原失守。考取“民大”的厉瑞康和徐放只得坐火车前往民大的运城分校。他们经平汉路到达郑州后转陇海路，于农历正月初四到了陕西潼关，大年初五渡过了黄河，当夜乘火车到了运城，随后入学民大三分校。
史料显示，当年的民大是一所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在运城的三分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千多学生，而且还有许多归国华侨，他们中有共g产党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也有无党无派的爱国青年。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参加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民大的教师和教授队伍中有李公朴、江隆基、何思敬、陈唯实、贺绿汀等等知名人士。厉瑞康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述说：“民大是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运城三分校设军事队和民运队，徐放在军事队，我在民事队，军事队毕业后分配在军队工作，民事队毕业后分到地方工作。在民大公开的活动组织是战区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后来到了延安。徐放在学校就参加了共g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先锋队，我也在运城街上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那时，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到民大宣传，回去时我也和我们民大的同学们专门送丁玲他们到车站，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自此以后，延安这个地方，在我和徐放的脑海里，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民大的日子里，厉瑞康和徐放不但聆听了副校长李公朴的演讲，也聆听了丁玲在他们学校进行的抗日演讲，也聆听了校长阎锡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在他的印象里，李公朴是个老夫子，丁玲是个抗日激越的小女子，阎锡山这个“山西王”的确还有他积极抗日光鲜一面。但是，民大三分校在运城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在日寇的穷凶极恶的进攻下，各路人马纷纷向南撤退，民大三分校的几千号人只得化整为零，四散而去。在分散前，阎锡山命令他的军需处给民大的教师和学生每人发了8块大洋，每个班两支枪。厉瑞康与徐放在一个班，两人肩上都扛着一支汉阳造，沿着黄河向北进发。没几天走到了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南端的大宁县。大宁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北与永和县接壤，南同吉县毗连，东与蒲县、隰县为邻，西与陕西延长县隔黄河相望。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支装束和晋军完全不同的部队，就上前搭讪。而对方问：你们是那支部队的？徐放说：我们是民大的学生，并有意识地晃了晃肩上的枪，显然，厉瑞康和徐放肩上刚发的汉阳造不比对方的差。
谁知对方一听是民大的学生，非常热情，马上招呼他们进驻地休息，又是倒茶又是送干粮，弄得厉瑞康他们受宠若惊，坐下来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八路军。八路军的一位指导员给他们说了好多抗日新鲜道理，给他们介绍了延安和抗大，还介绍了苏联红军。这样一来，以厉瑞康为首的5位民大学生开始缠着八路军的指导员，要求参加八路军。却被婉言拒绝了，理由是现在全国统一战线，不能挖晋军的墙角。但厉瑞康、徐放、俞理干、李大中和另一位山东同学，象牛皮糖一样黏着指导员。直到第三天早上起来，这支八路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给他们留了不少干粮，还留了一封信。
“到延安去，到抗大去”！徐放举着拳头高喊。一下子把大家十分沮丧的心情调动了起来。这时，对厉瑞康来说，只有向北，到延安、找抗大，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的重庆、武汉等大后方太远，西安的情况太复杂，而不远的河对岸就是延安，所以，他们一班共八个人一致同意，向延安挺进。几天后，他们来到了永和县永和关渡口，这时，国民政府第二战区的一个过黄河的军事渡口设在这里，没有军事护照，根本过不了河。事也巧，另外要过河的一位民大学生可能与设在永和城的卫立煌司令部的官员有关系，结果，厉瑞康、徐放等一行人来到了卫立煌的司令部，也许卫立煌将军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亲自出面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不应该到后方去，应该到抗日前线去。随后，司令部很快为他们办理了护照，厉瑞康等八人顺利渡过了黄河。
厉瑞康他们渡过黄河一上岸，就进入了陕甘宁边区。多年后，厉瑞康在他的《我的自述》中说：“没走多远就见到一位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八路军战士，他把我们领到一排窑洞前，这是我和徐放等南方青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住房，一位政工干部给大家讲话，热情讲述抗日道理。我们说大家都识字有文化，就是来延安学习的。这位政工干部一听非常高兴，第二天就介绍我们到延长县的八路军总兵站的杨立三总监处，随后又与其他来延安的抗日青年被介绍到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主任召集大家开会，号召大家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听了肖劲光主任激动人心的报告，原来准备去陕北公学学习的人都改变了注意，纷纷改为到抗大学习。我和徐放本来就是冲着延安、冲着抗大来的，肖劲光主任的动员报告后，我，徐放、俞理干、李大中等都报了抗大，并当天就转到抗大招待所，没几天就正式编队，因第三期即将毕业，便改为抗大第四期五大队一分队。”
就这样，厉瑞康和徐放两人，从1937年年底，在日寇占领溧阳前夕，一路逃难，一路奔波，历经战乱，终于来到了延安，进入了抗大，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
1965年厉瑞康重回延安
相关链接：中国“抗大精神、太行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溧阳人厉瑞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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