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悲哀的心情,又带着恨他的心情。如果他不来我身边,这些惨状我至少看不见。从此以后,就算在农村,我也只能低着头干活了。为了彻底扎根农村,男知青大部分都成家了。一个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也是陆续被安插在我们这个大队。他有个妹妹叫劳淑芳。之前常来帮他洗洗衣服做做饭,后来不让升学也直接来插队落户了。他爸爸和我老爸一样,也是个国民党老兵,我们两家离得近,我们父子俩就常常到他们家去。光明正大地接触也不敢,只是坐一坐聊聊天。淑芳对我老爸很好,有时候老爸生病,需要打针,都是淑芳来帮他打的。老爸找我说,淑芳将来可以做他的儿媳妇。但那时候我对人生没有任何希望,也完全没有要成家的打算。另外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有人给我介绍农村姑娘,我也是不愿意的。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是1976 年3月,有人推荐我去中学当老师。有人说,公社里高中毕业生有的是,难道要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来当老师?好像是校长史*昇说的,这个人还是有点才华。随后主管文教的朱书记拍板,让我先代课,剩下不到半学期,不胜任再换。我就顺利进入了中学。没想到到学校里,还受到学生的歧视。一次室外上课,有学生不守纪律,被我批评。旁边就有一个学生,指着我说:“你会把我们教成小反革命的。”但老师们觉得我教得还不错,就让我留下了。秋季开学,我任高一两个班的英语课,初中三个毕业班的化学课。还有高二体育课,没人上的,我都去上。只有政治课我不能教,也不让我教。从那时候,我又焕发了积极性。当了中学老师,人生有了新希望,我慢慢地考虑能否成个家了。淑芳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办的玻璃厂工作,我们就开始处对象。我们俩从认识就总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淑芳家是溧阳县城的,8岁的时候,爸爸就被判刑了。判决完出来,淑芳和姐姐就在人堆上看着爸爸出来,也不敢打招呼。爸爸朝她们做着手势。淑芳太小看不懂,姐姐看懂了,告诉她说,爸爸做的手势是7年。爸爸要劳改七年。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在家,给人家卖卖茶,缝缝补补养活一家人。当时淑芳的姐姐18岁,哥哥12岁,她8岁,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五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师叫她回家要学费 5 块钱,拿不出,要三四块、两三块钱,也拿不出。回去要了几次,还是隔壁大妈拿出来 5 毛钱,给她先送到学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