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感觉,只要离开我老爸,我就会走上新的道路。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身为教授的大伯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去。三伯家的儿子跟着去农村,不得不跟大伯划清界限,用了很多偏激的语言。大伯母忍不住批斗,上吊自杀了。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老爸和我也自身难保。没几年,大伯也去世。妹妹没人照顾。她十六七岁,正上高中,接回家不合适,问了两个姨妈,也都不愿意收养妹妹。哈尔滨的五叔愿意,我和堂弟就去了西安,接到妹妹,送她去哈尔滨。就在我正想方设法走出上一辈的阴霾时,老爸也要被下放了。好巧不巧,老爸偏偏要求下放来到我身边。那是在我最最最困难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下乡离开父亲,能够摆脱过去的委屈,可是老爸又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画面,我、弟弟、祖母、老爸四个人在小草屋里,油灯一闪一闪。我对老爸说,你也没办法,是上面压下来的,但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身边来呢?我对祖母说,老爸下放到农村里,随便到哪个地方,不要下放到他两个儿子身边好吗,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老爸没法说啥,只能不吱声。祖母哭着说,他不靠你们两个儿子靠谁呢?父子间的情不可能说断就断了。我也争取过,到生产队说,不要把老爸下放到我们这里。但是生产队管不了。他们也觉得,不到儿子身边到哪里去呢。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被人家看不起,小学不懂的,后来我懂了一些事情。我就感觉,我被什么东西压到地底里去了。 老爸来后,我立马从一个知识青年,又变回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队里开批斗大会,我坐在观众当中,看见老爸站在前面,头低着。然后通知,四类分子的家属,不允许参加批斗会。我性格倔强,不走,公社的人要把我撵出去。我说:“我也是知青。”他们说,你是什么知青,你不是四类分子的子女吗。一看,我爸就站上面,我没什么话好讲,蒙着头跑掉了。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我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参会可以拿工分。我平常和其他人一样劳动,开会也算劳动,为什么我连劳动权利都要被剥夺掉。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老爸批斗完回到家,我是不会搭理他的。我也看出来,老爸好像觉得对不起我。老爸还被绳子绑着游街,我站在人群里,也讲不出什么话,只能低下头.我知道他明明没做什么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