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假如还活着,该有一百十四岁了。我那只活了五十虚岁的属虎的父亲曾告诉过我:他阿爹三十六岁走的,那年他才八岁。
我父亲的爷爷奶奶大概也只活了三十多岁。同治元年闹瘟疫,他俩染疾不治同日先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三个儿子,老大叫黄汝金,就是我爷爷。老二叫黄德金,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北撤中。老三叫黄富生,后生了六儿一女。
我对爷爷的了解,都是从村上老人的笑谈中知道了一星半点,从而勾勒出了爷爷模糊的轮廓。
爷爷肤白个高,相貌堂堂。至于他是遗传了我太爷爷的基因还是太奶奶的基因,我就无法得知了。
爷爷是个干农活很厉害却不爱干农活的庄稼人。整日坐在茶馆里靠搓麻将筑长城过日子,奶奶拖着三个儿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冷锅冷灶是经常事。即使这样,可怜的奶奶在大男子主义十分严重的丈夫面前也不敢吱声。总是站在台角候到赌鬼丈夫赢了钱心情好时,才伸手讨几个铜板籴几斤米度日。这日子过得真穷,穷得我父亲和他的两个长兄连大名也没一个。父亲属虎,便叫他老虎,直到解放后父亲上扫盲班时,老师才给他提了个带着希望却很现实的名字——黄自强。我二个伯伯先后夭折了,我只知其中一个只有一个小名——叫馋伢。
我现住的房屋身下原是临巷的一爿一溜烟的矮旧瓦屋,一户一间,共住了六户人家。东边住的是五保户黄折脚,他住的房屋就是在我爷爷赌得走投无路时,他用几担稻换去的。
据说爷爷莳秧很厉害,一亩田的秧半下午就莳好了,而且衣不沾泥。爬上田埂泥腿一洗,衣服一夹,又急冲冲奔上黄逛街去了。
爷爷虽日子过得很憋屈,却脾气屈强个性张扬,血气方刚爱打抱不平。
我的家乡周山村靠山临湖,解放前资源十分丰富,山脚下芦滩畔有私人烧砖瓦的黑窑和烧石灰白窑。土地肥沃了,自然就会冒出参天大树,村里富裕了,便横空出世了好几个家财大气粗的“大先生”。
村上前巷头有个邓先生为人霸道,村民大多敬他三分让他七分。可就是我那穷得叮当响的爷爷不信邪,偏偏不尿他。一次在茶馆里不知何因俩人杠上了,争得面红耳赤。邓大先生拍案而起,手指爷爷破口大骂。谁知我爷爷就是坚决不买他的债,跳过桌子冲了上前,伸手一把锁喉把邓大先生顶在了墙角。邓大先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敢修理自己。无奈虽气急败坏,却动弹不得,憋得脸红耳赤,差点尿裤子,在众目暌暌下丢尽了面子。
爷爷这一“壮举”虽没被族谱所载,却也在村上口耳相传了好几代人马。
爷爷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村上出了风头也就算了,他一日心血来潮,扒火车又独闯上海滩了。
一个目不识丁的泥腿子要在上海滩闯出名堂谈何容易?由于生活偏僻的长荡湖畔,从没听说过上海滩的三大流氓的名字,当然也不知道入帮会拜把子了。整日在霓虹灯下像一只没头苍蝇乱飞乱撞,没几天便把袋里几个铜板用得精光。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可他不会讨饭会不会行窃,一时又找不到工作,这可难为死跨一个缺口也要吃三碗饭的农村壮汉了。
他饥肠辘辘地徘徊在灯红酒绿的马路上,光靠闻着饭店里飘出的香气也填不饱肚子,突然心一横鬼使神差地大摇大摆进了店。他耸着肩歪着身子找个空位一屁股坐下,外强中干地咳了一声嗽后打了个响指,招呼伙计点菜上酒。
吃的喝的有了,可几口一下肚心事又涌了上来,且堵得酒杯千斤重,在这个卧龙藏虎的大都市怎能容得下一个人地两陌生的小瘪三吃霸王餐?
爷爷眼珠朝店里店外滴溜乱转着,边吃边想着等会如何脱身的妙计。吃呀吃,想呀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过了一柱香的辰光,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跨进了饭店。他走到柜台前张望一翻,刚想招呼伙计点酒菜时,我爷爷筷子一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起身迎了过去,一把抱住那男子做出喜出望外的样子大声嚷了起来:“兄弟呀,阿拉好几年没见侬了,快陪我吃几杯老酒。”
那男子望着面前这个热情的陌生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到酒桌前被爷爷摁着坐了下来。
正当那男子绞尽脑汁在想“他倒底是谁?”时,爷爷满脸春风地亮着嗓子让伙计又添了二个菜一壶酒。
那男子也被鬼摸了头,竟然窃喜起来,想不到自己打盹时巧遇上一个送枕头的。今天碰到一个眼拙的二百五请客自己,不吃白不吃了。于是,礼帽一摘,袖管一挽,俩称兄道弟地推杯换盏对饮了起来。
一杯见了底,爷爷又恭恭敬敬地给他满上,然说了声:“兄弟您慢喝,我外出方便一下再回来奉陪。”
那人正吃在兴头,忙点头哈腰应答着,独自继续饮了起来。
谁知这是爷爷使的金蝉脱壳计,他脚底抹油溜得无影无踪,把冤大头扔在了店里。
爷爷这件教科书般的糗事又让村上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
俗话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放荡不羁的爷爷在上海滩终于遇上了一硬茬。一天,一个日本浪人光天化日下“咿呀咿呀”地在南京东路上欺负一个可怜兮兮的同胞,围观的人敢怒不敢言。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爷爷热血上了头:“妈的,在中国的地段上老子还怕你?”他摩拳擦掌地挤进人群,来了个吃死蟹,猛把浪人的和服一拉,然伸出左脚一绊,浪人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这下惹了胡蜂窠了,几个混在看热闹人群里的浪人就朝爷爷一齐冲了过来。
爷爷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喊了声“妈呀”就像一条泥鳅挤进人群逃了出来。
爷爷在前面死命逃,几个日本浪人挥着枪在后面拼命追。
跑到外滩到了黄浦江码头,爷爷望着翻滚的江水一个猛扎子跳了下去,他自小生活在长荡湖畔,早就练成了浪里白条。
那日本人候了半天还没见我爷爷从水中冒出头,以为早被江水卷走了,这才悻悻地离开码头。
谁知道我爷爷贼着呢,他一直躲在轮船的水叶轮旁偷着乐呢?
这就是别人嘴中的我的爷爷。
我常想,假如他当年也和他二弟一道参加了新四军,命运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