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文昌阁 Q~*A`h#
(十五)宝塔湾的赈济塔 `
6"\.@4
8V4Qyi|@F
在文昌阁的东首,距古城墙遗址约五六米处,也就是正对古码头的岸边,有一座烛台形的石塔,这就是溧阳非常有名的“溧阳旱灾振济纪念塔”。此塔于1935年建造并竖立,以此纪念民国23年(1934年)溧阳遭遇特大旱灾时,溧阳籍旅沪闻人狄平子、史量才和京沪等地的众多单位和民众的赈济。 2c+q~8Jv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世纪的五六、七八十年代,溧阳上一辈民国老人大多都健在,他们平时在聊天时,经常谈到民国23年的“大天干”(应该属溧阳百年未遇到的特大干旱)。给这些老人终身难忘的是河流干枯,人们可以在河底行走、推车,南渡人进溧阳城从家门口的河底一路走到溧阳城码头街的河底。面对饥荒的人群,码头街的振昌、復源油坊、汪德隆、同泰昌等一些大号商铺,每天在店门口架起大锅,要煮几大锅白粥接济饥民。如今看到宝塔湾文昌阁遗址旁的这座“溧阳旱灾振济纪念塔”,使我不由得要把“溧阳大天干”的情况表述一下。 Y!Z@1V`
民国二十年代(即公元1930年代),溧阳灾难不断。继1929年“小妹妹”攻破溧阳城,抢劫焚烧店铺后,1931年,溧阳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水灾,正如“溧阳旱灾振济纪念塔”塔文中写的“二十年大浸稽天:灾难荐臻,一变而为荒瘠之墟。哀鸿流离,转徒他乡者不知凡几矣。” kZn!]TseN
史料显示,民国23年大干旱前的三四月份降水197.5毫米,比往年同期还多,但没有水库,塘坝不多,雨水流走。随后形势急转直下,6月2日到7月3日仅下微雨4.5毫米,高田无水栽秧,圩田用水困难,县内河流先后断流见底,往日碧波荡漾的长荡湖此刻仅见一线水沟。农民只能坐视稻禾枯死,欲哭无泪。到了八月中旬,溧阳广大乡民眼见秋收无望,开始向无锡、上海、南京等地逃荒乞讨。据《太湖流域民国23年旱灾测检调查专刊》记载,溧阳“农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沿途乞食,络绎不绝。服毒自尽者,也日有所闻。灾情在江南各县中最严重。” }Efp{E
祖籍溧阳的中国报业大亨史量才主持的上海《申报》,对溧阳的大旱灾作了大量报道,他亲自派出记者常驻溧阳,对灾情进行跟踪报道。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如8月14日载:南渡镇乡农黄某,子女甚多,遭遇旱灾,困苦万状,继而割舍儿女,以维残生,终至无法可施,于八日夫妻双双悬梁自尽。如8月26日载:城北乡民史阿毛,一家十口,因粮食已断,难以生存,乃购服砒霜一元,悉于夜半毙命……社渚农民王某,偕妻来溧,将其五岁之子,插标沿街呼卖……又有少妇二人,各有子女三人,年龄均幼,因出外谋生,抛离子女,弃家远出…… s]B^Sz=
当年溧阳设六个区,第四区的上沛、上兴、汤桥、强埠等地灾情为最重,一村几十户,“能举火者,十无二家”。9月初该区组织乞赈团赴锡、沪、京乞赈。无锡荣德生等慨允在该区施粥三月。9月1日,江苏省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等,在溧阳县政府召开各区、乡、镇长会议,商议救灾。世界红十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李慈开会长,亲自来溧查灾。溧阳县政府与商会组织旱灾救济委员会,推举县长陈复任主席,并于9月9日派常务委员史灿堂、程延康、狄燮臣、史远绍和洪叔耘等五人,赴无锡、苏州和上海乞赈。县长陈复曾率领官绅,前往西郊白龙寺求雨。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李天真会长由北京专程南下,于9月中旬来溧阳查灾。9月13日至21日,溧阳县旱灾救济委员会陈复、狄平子、姜玉书在《申报》上刊登募赈启事,称:“……相率流离四方者几十万人,或风餐京杭道上,或露宿苏沪街头,惨不忍睹。尤其甚者,竟先毙其身,儿女即相继自杀,此种事实,已发生于县属之别桥镇、八字桥等处”。 ',O@0L]L
民国23年溧阳旱灾到底多少人丧生,我手上没有具体统计资料,但从当年的《申报》资料,和民国23年9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载损失情况在:33万人口的溧阳在这次大旱中,损失稻2804000担;棉花11000担;大豆7000担。 _&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