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伞店风云录(十一)
狄义泰伞店当年在码头街分店和县前街分店的生意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地处繁华的县前街店,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化生产的格局,生意一片繁忙,接应不暇,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1950年的大年除夕,狄财生在请员工们吃了丰盛的年前结工酒和发放了工资红包送别他们回家后,爱写毛笔字的他给店门写了一副大红对子:“一手撑天万里长空常掩日,双足踏地千行恶雨不淋头。”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年龄刚过而立之年的中年汉子对自己事业的追求。谁知,伞店生意正如日中天之际,官府突然来了拆房的通知,一下子把夫妇俩的奔头和希望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还不算,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时的狄义泰伞店可真正的遇到了“漏船偏逢顶风雨”的危难时刻。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纵观“三反”运动的全局,这个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党内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而展开,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运动很快就转到私营业主即资本家的头上来了。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当年溧阳的所有商户都参加了“五反”运动,虽然“三反五反”运动几乎连在一起进行的,但运动的重点还是在基层,在一些私人企业,那时溧阳几乎还没有公有制企业。而上面目的很明确,就要组织和发动私有企业内的职工参加“五反”的学习和座谈,动员他们揭发老板“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同样,在狄义泰伞店,工作组一开始曾经要求制伞工人们揭发狄财生夫妇“五反”的违法行为,谁知,工人们对老板老板娘影响极好,许多职工历数现状和具体事例,向政府的官员说明了狄财生夫妇如何奉公守法的经营原则,以及他们夫妇俩如何关心和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一些事例。通过这次“五反”运动,连政府官员也对这位溧阳县手工业同业公会主席另眼看待了。
1952年的“五反”运动,虽然没让狄财生损失和伤害什么,但他已深深感觉运动的厉害,更明显感到自己今后做生意的危机感。同时,他也清楚知道政府并不赞同私有经济的发展,因为与政府干部的交谈中,处处意味着“共产”之风,他曾经多次与他手下的主管,他的连襟狄宝生谈过,狄宝生赞许说,还是姐夫看问题透彻,目光有远见。狄财生的后代如今也都七八十岁了,他们在回忆父亲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父亲做任何事聪明、麻利、有能力,更有毅力,但美中不足,就是有点胆小怕事。他在1952年经历的两次重大事变“五反”运动和“强拆狄义泰店”,事实证明,“五反”运动是他的为人、人缘、人品保护了他;而政府“强拆”,按他当年是溧阳手工业同业公会主席,他完全可以找县委一把手崔涛书记去谈谈心,提出一些困难条件,或许政府部门酌情会给予一定的安排或经济补偿,但从不向别人诉苦的他、胆小怕事的他,硬生生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狄义泰伞店在“强拆”中轰然倒塌,把打落的牙齿、把常人难以忍受的悲伤和苦果深深地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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