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义务暑期班 KY8^BjY@
1943年7月,我在私立苏南中学读完高一下学期后,与往年暑假一样,村上的几个同龄同学都自愿在本村小学里办补习班,为附近几个村庄的读书小孩(主要是小学1-4年级的学生,也有十多名小学5、6年级的学生)补习功课,以免这些孩子在假期里荒疏学业。也有些年龄稍大已经辍学在家务农的大孩子也抽时间上补习班,因为不需交费,所以大家都很主动积极。 z}mvX.j7
暑期补习班办三个班,分低、中、高三个班,低班为一、二年级学生,中班为三、四年级学生,高班为五、六年级学生,都是复式班,主要是补习国语、算术、还开设讲故事课,和音体游戏课等。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在原校长直接指导下,具体由我负责补习班的课务和活动安排,各门课程的任教全由我和村上的同龄同学担任。从1940年暑假我们这些小学毕业刚考取初中的准中学生就当上了老师,而且干的有声有色,教学反映良好,特别是教风和学风取得了学生及其家长和村民们的一致称赞。学生不交一分钱,老师不得一分钱,全是自觉自愿的奉献。上课使用的粉笔以及必要的文具纸张等都有学校提供。我连续干了四个暑假,直到1943年9月我离开家乡到安徽读书止。以后的几年,由于日军经常下乡扫荡和骚扰,学校的暑期补习班也就逐渐减弱直至有名无实地停下了。 mC"7)&,F
回忆那四年(1940-1943年)的暑期补习班的生活情景,我感到特别有意义。首先我从小学毕业开始就参加了教育实践工作,当了小老师,尝试了讲课的锻炼,我对教育情有独钟也许由此萌生。其次,当时我们参加补习班教学工作的几个人,都是15-18岁左右的青少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从年龄段来说比较接近,有共同的语言,不仅教与学易于沟通交流,效果较好,而且在几年暑假的教育活动中相互增进了解、凝结了深厚的友谊感情。例如陈田生当时已结婚,父母双亡,生活困难,不能再继续读书了,当他取得初中毕业证后,我们共同商量,通过潘韵保(表弟,也在补习班任课)介绍陈田生到张渚盐站工作,勉强解决了他的家庭生活问题。又托人将父母双亡的陈海坤介绍到农村初小任教。 TwwIt5_fN
我在文革中蒙受冤屈,被人捏造事实栽赃陷害为反革命,外调人员带了框框到我家乡,到有关人员处取证,陈海坤、陈素珍、陈祥英、陈秋瑾、陈全妹、郑至德等列举事实予以驳斥,坚决抵制与否定,说我不可能是反革命,并大胆直言我解放前的人品言行,说我是一贯正义正直为人,在读书时代就勇对强暴,主持正义、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等。他们还详尽清楚地举了这样一件事实:1942年暑假(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国民党省党部的三名工作人员途径我村附近的一西瓜田时,擅自下田摘了瓜吃,被我村陈喜大、陈金生、陈锡成等人看到,就上前理论,问他们为什么要擅自摘老百姓的瓜吃,并指责他们天天高喊军民合作,全是虚假的一套等等,结果他们恼羞成怒,似发了疯一样蜂拥而上,对着陈锡成(我的父亲)拳打脚踢一阵子,扬长而去。得知情况后的我与其他五人随即向打人逃窜方向追赶未果后,由我写了执笔给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葛时建的夫人姚昭汝(原私立苏南中学负责人)的一封告状信,随即送往离我们村八里地千华寺省党部。当日的下午,国民党省党部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带了五十多斤西瓜到我家赔礼道歉。这件事当年反响很大,而当年血气方刚正直有为的我在文革中忽然一夜之间变成历史反革命,这是村上人和了解我的人绝对不相信的! g)n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