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到处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人们精神振奋,一大批庶族出身的文人更是跃跃欲试,希望为国家的强盛,为时代的前进贡献自己的力量。名扬千秋功垂史册的欲望,已成为一种当时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以豪迈乐观的情调,雄浑开阔的艺术境界,宏伟的气魄,明朗的风格为主旋律的时代大合唱。这就是文学史上的盛唐之音。
01
李白曾以高昂饱满的情绪,纵情歌唱自己的理想与希望。这种理想与希望,充满了浪漫情调,涂染了一层颇为浓厚的神奇色彩,放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理想的追求与碰壁,鹏搏青天的幻想与不得志的牢骚发而为诗,使之大放异彩。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怀着非凡的政治抱负,并对其政治才能十分自负,虽屡遭挫折而意志弥坚。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怀着“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以宰辅与帝王师自期,希望登上政治舞台,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后功成身退。
他经常梦想着皇帝有一天忽然发现他非凡的才能,不次擢用,一步登天,爬上宰辅的地位,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每每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以自比,大政治家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以为他们都是风流倜傥、有政治才能,并大都以偶然的机会,受到帝王的重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如果自己幸运,完全可以和他们一样载入史册而千古不朽。
他编织了美丽的颇为神奇的幻想的宏图,他相信这终将会变为现实。他是那么相信自己的政治才能,他热切期待着“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他纵情歌唱着“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他把安邦治国看得十分容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他自以为有经济之才,对那些“白发死章句”的书呆子,予以无情地嘲讽。他以扶摇直上搏击风云的大鹏自比。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得志可扶摇直上,展翅凌云;失志后仍有力量,对热嘲冷讽他的人以有力回击。“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为自己有才不遇而含恨终生。
平心而论,李白政治抱负往往是一种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美好的幻想。不期而遇作帝王师,不仅必须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应是逐鹿中原群雄角胜之时。在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政治上一步登天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的想法是极不现实的。然而,对他自己来说,这种想法却是真诚的、自信的,并非有意大言欺世或徒托空言以求重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
他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是基于对政治才能的高度估价,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和掌握。李白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正是当时国力强盛所唤起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思欲为国效力的精神。
李白企图借助一些有力者的推荐,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因而免不了干渴、乞援。他虽然有求于人,却不低声下气;他尽管处处碰壁,却没有挫伤他从政的锐气。他求人时胸怀坦然,不有意奉承,特意讨好;他傲骨嶙峋,对那些掌实权而又奸险的人,十分鄙视。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自己则说:“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一醉累月轻王侯”。在这种夸张的诗句里,表现出他桀骜不驯鄙视王侯的高傲性格。李白这种坦荡的胸怀、傲岸的性格、不为利禄而改志的精神,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气势磅礴,没有一丝一毫的卑靡之气。处于顺境时,他“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在处处碰壁的逆境中,也很少丧气灰心的情绪流露。李白诗歌中那种豪迈、乐观、青春向上的情调,如春风飘荡,万物争荣,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无卑靡之气,无衰飒之容,真气内充,宏放自然。
这种诗风的形成,从客观上讲,由于当时国力强盛,整个社会显示出向上的景象,诗人陶醉于当时升平繁荣的景象中。虽然他也看到了时代的阴影,但这些阴影在他看来,譬如小小树叶,不足以掩盖太阳的光辉。当时人们的精神、气质、风度都充分显示出乐观与自信,这就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好多诗人纵情歌唱与追求功名的原因。因此,他们或奔走科场考试,或远走塞外参军,或任侠、隐逸,养望以待时,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为时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诗人主观讲,这种诗歌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诗篇,它充分地、突出地、鲜明地展现着时代的风貌。
如上所述,李白有着非常强烈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他时刻幻想通过一条非凡的道路,创造非常光彩、一鸣惊人、光照千秋的奇迹,他想以自己的政治业绩光被万代而传诵不衰。他几次从政,政治才能都没有明显地显露,未能“颖脱而出”,干出足以载之史册的光辉业绩,只留下一桩桩傲骨嶙峋的轶闻逸事罢了。
历史无情地嘲弄那些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也给人以公正的裁判:李白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是一位名垂千秋的诗人。他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对其政治才能的自负与自信,与他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李白一生的悲剧。这生活的悲剧却成全了他的文学事业,使他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02
李白诗歌表现了诗人极其宏伟的气魄,这种气魄是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跳脱的语言见出的,诗人的浪漫气质也彰明较著。这种富于独创性地表现时代精神的诗歌,是盛唐时代特定时期的产物。
李白诗没有悲哀的呼喊,没有凄厉的惨叫,没有血色惨淡的描写,它壮伟、奇瑰,明丽天然,表现出自豪乐观的情绪。“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人以宏伟的气魄,高昂的调子,挥毫落纸,写出这传诵千古的名篇。诗中描写的这种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象,可谓空前绝后,诗里充溢着雄浑健壮之美,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襟和气度。“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抒发别离之情,摒弃儿女之态,也无矫情之诗。这种句明情真的诗句,是同时代的诗人无法比拟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诗人用美酒来慰藉深处异地的孤寂之情,以醉翁之态表达思乡之意。“人道横江好,依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横江风浪险恶,写蜀道崎岖不平,却令人感到壮观奇丽。诗人不凡的胸襟气度展露无遗。读这类诗,极能催生出人的豪情。
在表现上,李白极少流露出愁云满面的情绪。他个人虽然仕途不顺,在官场处处碰壁,但从未放弃,百折不回。虽然有时他也有悲怆情绪的流露,如“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读了却无沉压之感。李白也写爱情,他的爱情诗,感情真挚、淳朴和深厚。
《春思》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岁伟”抒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北风行》的“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写思念久戍的丈夫;《远别离》的“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写别离之苦痛。这些诗篇所表现的感情热烈、真挚、淳朴,没有丝毫的轻薄、浮艳,没有世俗的浅陋、庸俗。他用了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作比,突出了人物形象的描写,使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他写游仙诗,又是飘逸欲仙,犹如云中仙女,姿态轻盈。“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登锦城散花楼》“青冥倚天开,错彩疑画出……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云。”《登峨眉山》
诗人异想天开,志欲凌云,因此诗里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他在游仙诗中表现的这种幻想,是基于一种天真的异想。自然,这种幻想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诗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乐呵呵的,他有时也有怀才不遇的牢骚,有时也有愤激的情绪,但并不悲观与失望。“余亦能高泳,斯人不可闻。” 《夜泊牛渚怀古》“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
诗人胸襟开阔,心怀坦荡。写愤慨则“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写襟抱则“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写功名富贵之难久则“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无论写理想,抒抱负,念友情;还是画山水,谈人生。其诗或豪情壮志,或如清风明月;或狂风暴雨,无不情感炽烈。盛唐诗歌的典型风貌是清雄飘逸的风格,健翩凌云的气势,和谐自然的韵律。李白诗歌正是这一气象的最好表现。
03
盛唐诗人写诗时往往是兴之所至,痛快淋漓。诗人的感情或喜或悲,或哭或笑,或歌或舞,均是发自内心,毫不做作。所写的诗玲珑剔透,韵味天然。这样的艺术风格,如西子淡装,天然国色多似万壑松风,纯属天籁。这种特色,在李白诗歌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赠孟浩然》、《送友人入蜀》、《子夜吴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玉阶怨》、《静夜思》等,真是不胜枚举。李白之所以在各类题材中都有大量的这种风格的诗篇,是因为他对这种真至艺术境界的不断自觉的追求。
李白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可以看出,清真、天然,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是李白自觉地努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而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也达到了这种绝妙的艺术境界。注重艺术的独创性是诗歌上盛唐气象的又一突出特色,李白的成就,尤为卓著。他的七言绝句、七言古诗和乐府诗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前此诗人,由于过多的因袭和模拟,使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失去诗人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曾对文学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盛唐诗人以前诗人不曾有过的宏大气魄,对诗歌艺术表现作了大胆地探索和尝试,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艺术上大胆地创新使其诗歌风采各异而名扬千秋。如七言歌行可以溯源于汉魏,七绝滥觞于六朝,但其艺术上的成熟则是盛唐的事了。李白对这两种诗体的发展都有开拓之功,并推到高峰。
他的七绝感情真挚,含情不露,言近旨远,一唱三叹。以情致见长,以韵味取胜,风情摇曳,往复从容,意境深远,一时推为绝唱。他的七古波澜壮阔,气势雄劲,句式的伸缩,韵的转换,以至章法结构,都奇突而自然。而他的乐府诗往往超出了乐府旧题内容的限制,自铸伟词,以写襟抱。而在艺术表现上,又极尽妙笔生花之能事。对此,以前的诗歌理论家极为倾服。譬如对《远别离》,杨载说:“波澜开阖,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更不用《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等蜚声诗坛传诵千古的诗作了。
盛唐诗人在艺术上不屑模拟和依傍前人,极力追求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在艺术风格上能够自立并独树一帜,从而在诗歌史上争得了自己的席位。
高适、岑参以边塞诗见长,高的七古雄劲整饬,岑的歌行奇丽多姿。王维、孟浩然以田园山水诗称绝,王诗雄浑,孟诗清丽。崔颢等人都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出现在盛唐诗歌舞台。李白则以真率的感情,雄豪的性格,浪漫的情调,创领袖一代的诗风。他的风格,过去有人用“飘逸”二字概括,颇能道出其中的三昧。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子美(杜甫)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飘逸”二字,指李白诗歌的风格而言。但说李白性格或处世态度“飘逸”也不无道理。李白一生栖栖奔走而在政治上无所建树,执著追求之理想不能实现可谓苦矣,然其性格之豁达浪漫,以求仙访道求解,将其郁结沉闷之气,化为飘然的态度,不愧“谪仙”的称号。
“沉郁”、“飘逸”在风格上恰好相反,前者适于表达一种深沉郁闷的感情,为精神上负担之沉压与痛苦之抒写;后者适于表达一种达观的情绪,为精神的解放与心情的舒畅,洋溢着飘然逸情。风格即人,用“飘逸”和“沉郁”既能概括李、杜二人的与性格,也能概括二人的诗风。这不特确当,而且他们本人一也乐于接受。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曾用“沉郁顿挫”概括他自己的风格。李白虽然没有用“飘逸”概括自己诗的风格,但在《泽畔吟序》中赞扬其友崔成甫说:“观其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可谓李白自道。拈出“逸气顿挫”四字,概括李白诗歌的风格,未为不可。李白在诗文中,多次用逸兴、逸韵、逸气,用以自赞或赞人。“逸”在他的心目中,是一种很高的审美概念。
他自称“酒仙翁”,对贺知章称他“谪仙人”十分赞赏,得意之情常溢于言表。杜甫称赞他“飘然思不群”,“俊逸鲍参军”。李白以其独特的个性和不凡的经历,在诗歌艺术上的远见卓识与不断追求,创造了这种“飘逸”的风格,使其诗歌有不凡的独创色彩,载入文学史册而千古不朽。这是李白的骄傲,也是时代的骄傲。盛唐孕育了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李白的艺术成就又足以给盛唐气象增辉。
注重主观表现,着力刻画鲜明的自我形象,是李白诗歌具有盛唐气象的特色之三。盛唐诗歌的又一特点是注重主观表现,通过鲜明的自我形象描写,表现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时代特征。盛唐诗人喜欢运用天真烂漫的笔触,写个人一刹那的真实感情,表现颇为浪漫的情调,因此诗味醇厚隽永。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盛唐诗人有着笼盖古今的气魄,他们充满了自豪骄傲与自信,自视甚高,政治热情澎湃,有着出将入相的强烈欲望和要求,这就构成了诗歌上盛唐气象的内容。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
盛唐诗人在政治上无所顾忌,没有必要用曲笔反映现实,写诗时的情绪是昂扬而饱满的,因而写出的诗色调明朗,神韵天然,自饶情趣。
李白是庶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盛唐诗坛的领袖,以功业自许,自视甚高,他那高亢凌云的英雄赞歌,主观情绪十分强烈,表现出鲜明的自我形象。“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汉上翁》“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白马篇》
这是豪迈的英雄主义赞歌。他自诩为豪雄、壮士、游侠,诗里充斥着浓郁的主观情绪,跳跃着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是典型的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豪迈乐观气质的再现。在这里,诗人不是用冷静的客观的描写来反映现实,表现人生,而是以我为中心,用主观的热情去拥抱现实,赞美现实,通过对古代理想中人物的歌颂,直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揭示诗人自我精神面貌,抒发内心无比强烈的感情。可以说,诗人的主观世界就是他歌咏的主要对象,诗人的激情就是他诗歌生命的脉搏。因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就十分鲜明,呼之欲出。
李白这种感情强烈自我形象鲜明的诗篇,使百花盛开的盛唐诗坛,更加朝气蓬勃,芬芳艳丽。这也让他成为盛唐诗坛合唱队中的领唱者。他的诗歌是盛唐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