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总校教官
厉瑞康晚年回忆:“1937年底日寇已经在攻打南京,他和徐放两人最后一次回到溧阳东大街的巴氏祠堂家中,那时日机经常轰炸溧阳城,母亲在这艰难时刻,仍颠着小脚为我们俩做了一顿饭,直到几十年后徐放还记得那天饭桌上母亲熬的一碗“酱油豆”,说你妈妈做的“酱油豆”真好吃。”厉瑞康的这段话也引起了笔者的共鸣,当年从溧阳走出去的陶希晋、朱琳夫妇也最喜爱吃家乡的“酱油豆”,而后来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就喜欢吃溧阳的“淡干菜”,这也和当年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一到溧阳,必喝溧阳勤丰酒厂的抗衰老酒一样。
这两位当年从溧阳走出去的青年人经过跋山涉水千难万险迂回数千里,一路向西向北,几个月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抗战的大本营之一的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史料显示: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址为保安县)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学校成立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不久调任),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迁入延安。学制从4个月到半年、8个月、1年、3年多不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第8期为3年多。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在陕北留下抗大三分校。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都组建了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延安的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3月,徐向前出任校长兼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厉瑞康和徐放到抗大上学后,属抗大第四期。第一期是罗荣桓、彭雪峰、谭政等,第二期是陈赓、杨得志、何长工、胡耀Y邦等,第三期是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而这位进入抗大编入第四期的溧阳人遇上了抗大空前大发展时期,这期共招收了5562人,这时的抗大编为8个大队,43个分队,学员总数超过了前三期的总和。厉瑞康永远记得在抗大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的会场设在空旷的山坡上,校长林彪首先发言,随后毛泽东为全体学员讲话,他站在一排非常简陋的桌子旁,桌子上一个大茶缸,当时没有麦克风,他两手叉腰,他的讲话几乎需要大声喊叫才能让大家听到。这位溧阳人回忆了抗大开心典礼上毛泽东一段非常幽默的讲话:“毛泽东说,日本鬼子现在很凶,像一头野牛闯进我们的家园,中央军在他前面,我们八路军绕到他后面,中国人民的抗战一定会杀死这头疯牛,到时候我们要准备厚厚的辣椒面,美美地吃上一顿......”
每天天还没亮,嘹亮的军号就将学员们唤醒,大家迅速列队操练。有时还会全副武装地长跑,操练完毕便成群结队地到延河河畔去洗漱。早饭后上课,座谈讨论。每周还进行多次文体活动,集体唱歌,打篮球等。晚上点名,自习后开生活检讨会。在抗大马列主义教育是最大的课程。厉瑞康在后来写的《我的自述》中说:“由于我对资本家的剥削有切身体会,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再加我们的区队长老红军朱有清与我班住在一起,给我言传身教的示范,所以我在班里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入学不到二十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休息,朱有清喊我到院子外单独找我谈话。他代表党组织肯定了我的思想状况,明确的告诉准备发展我成为中共g党员,让我填写入党志愿表。由于组织纪律的严密性,我和徐放虽然合伙盖一床被子,但两人下意识地规避着对方的眼神。没过几天,1938年的5月,由政治指导员谢立金,区队长朱有清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g产党,后补期三个月,并参加了党支部举行的新党员宣誓仪式,仪式在一间较大的窑洞里举行,窑洞里挂着一张列宁像和党旗。”
那一天,从溧阳南渡王德隆布店开始一直和他在一起的好伙伴徐放也在同一天宣誓入党。1938年6月,厉瑞康这一期预科结业,分别编入抗大本科学习,他们都进入抗大四大队,大队长是刘忠。厉瑞康被编入四大队三分队,队长是洪学智。而徐放被编入四大队一分队。这是厉瑞康和徐放从溧阳布店打工起第一次分开,此时的两位患难朋友都已是党员,对党组织的安排,他们不会提出任何要求。1938年11月,党组织决定让厉瑞康提前毕业,分配到抗大职工大队工作,也就是从学员到教员的角色转换。抗大的职工大队下属五个队,校址在延安柳树店,厉瑞康到该大队任政治教育干事(后称助教)。而该大队的政治主任就是刘鼎。刘鼎是中国共g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中北大学第一任校长,被誉为中国的军工泰斗。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g产党。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36年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对张学良将军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他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为家属子女提出特殊要求。他逝世后一无所有,留给子女的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评价刘鼎:"他为我们党的事业做过很多重要贡献",称刘鼎是"兵工泰斗,统战功臣"。从此,这位溧阳人就开始跟随这位老资格的共G产党人当助教,当助手。
这位西安事变的历史功臣刘鼎非常器重厉瑞康,在很短时间内就任命他为总校的政治教员,大队党支部委员会改选后,厉瑞康被提拔为组织委员。他积极贯彻宣传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他也经常到抗大各个大队讲授政治经济学。当毛泽东到抗大职工大队讲课时,厉瑞康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了他。在抗大总校当政治教员的日子里,21岁的厉瑞康学到了不少工作和教学经验,从编写教学大纲到安排教学计划,从深入浅出的讲解到自身的政治理论的提高,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为他在今后的办校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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